更新时间：05-16 编辑老师：佚名
通过对该校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和手机依赖的调查研究，探讨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手机依赖之间的相关关系，以期为手机依赖的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通过比较不同年级、性别大学生在时间管理倾向与手机依赖方面的差异性，探索影响时间管理倾向和手机依赖的因素，从而帮助大学生学会管理时间、减轻手机依赖，提高生活质量。
一、关于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研究
前人对于手机依赖的研究主要是从手机依赖的人格特质及其影响因素出发，分析其之间的相关关系，试图找出导致手机依赖的原因。在黄海等人的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大五人格的关系研究中，相关分析显示：神经质、开放性与手机依赖呈正相关，而宜人性、严谨性与手机依赖呈负相关。回归分析发现，神经质与严谨性能有效预测手机依赖，进一步说明人格因素是导致手机依赖形成的重要因素[14]。此外，王碧英等人认为具有外向、活泼、待人热情、好交际等人格特征的人更容易手机依赖。而秦曙等人研究认为孤僻、自信水平不高、低自尊低自我评价的人也可能造成手机依赖。Bianchi也发现了手机依赖的人具有外向的、低自尊的人格特征。洪艳萍等的研究显示：精神质对手机依赖有一定的预测作用，高精神质的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强[15]。
贺金波等人指出手机依赖的心理动机是自我认同、群体规范和归属感[16]。Walsh，White和Young认为使用手机已经成为青少年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他们设置与众不同的手机铃声和屏幕墙纸，希望藉此来显自己的个性，并且认为拥有手机就意味着慢慢脱离父母的约束，获得越来越多的独立空间。Walsh等研究还证实自我认同感能预测青少年的手机使用频率。Walsh等的调查显示,85%的青少年报告他们购买手机是因为同伴群体交往的需要,他们还发现归属感在自尊预测手机依赖中起着完全的中介作用。低自尊者为了获得归属感，期望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更希望通过手机纽带来实现。
邓兆杰等人还研究了大学生手机依赖与父母教养方式、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他们通过相关分析发现：手机依赖与个体的父母教养方式、主观幸福感存在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个体的手机依赖与其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呈显著负相关，而与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呈显著正相关。另一方面，主观幸福感与手机依赖呈显著负相关[17]。有研究发现，生活满意度低的个体更加不会自控，从而出现更多的问题行为，包括成瘾行为。
King等人（2012)还研究了患有社交恐惧症的患者通过虚拟环境来与人接触。研究发现，他们越是依赖手机等虚拟环境，他们的焦虑水平就会越低。他们对于手机的依赖是为了避免与人的直接接触，而不是一味排斥与人交往。这类手机依赖是动机主导的，区别于以往对于手机依赖病理性的界定。
贺金波等人还从生理、心理、社会功能方面阐述了手机依赖的危害。包括头疼、焦虑、注意力不集中、睡眠质量差、感情疏离、抑郁症状等等问题[16]。
张晓旭和朱海雪还通过实验组与对照组发现正念认知疗法的团体辅导对个体的手机依赖得分也具有显著改善作用。因此，正念认知疗法对个体的手机依赖的干预效果明显[18]。
二、关于时间管理倾向的研究
自从黄希庭2001年在《论个人的时间管理倾向》一文中将时间管理倾向作为一种人格特质提出后，国内就陆续涌现出了许多关于时间管理倾向的研究。21世纪早期主要是西南师大以黄希庭为首的一批人对时间管理倾向及其相关因素进行了探索。黄希庭和张志杰等人的研究分析表明：时间管理倾向高分者不但能够在学校中具有较高的学业成绩,而且具有较高的自我价值感和主观幸福感，进而推测一个人的时间管理倾向与其的生活质量存在密切联系[19]。秦启文和张志杰的研究还表明时间管理倾向和心理健康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主要表现为时间管理倾向及其各维度主要与心理健康中的躯体化、焦虑和抑郁三个因子存在显著的负相关[20]。钟慧在文章中表明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可能是影响其成就动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与其追求成功动机存在显著正相关,与避免失败动机存在显著负相关，大学生高时间管理倾向者的成就动机得分显著高于低时间管理倾向者[21]。
由于时间管理的重要性，学界对于时间管理倾向的研究一直都没中断过。除了主观幸福感、成就动机、自我价值等，近年，关于它与大学生社会适应性、拖延行为、自我和谐的研究也不断涌现。刘建平，熊月娥研究指出时间管理倾向与社会适应能力存在正相关，可以通过时间管理训练提高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22]。杨敏齐（2014）等人的研究也存在着同样的结论。强健等还指出时间管理倾向是影响大学生自我和谐的一个因素,并且时间效能感对自我和谐有预测作用[23]。另有研究表明大学生的拖延现象与时间管理倾向呈显著的中等程度负相关，大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水平越低，其拖延行为越严重。时间管理倾向水平高的学生在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时间效能感中都表现出更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越少拖延行为[24]。还有研究表明时间管理倾向在大学生主观时间压力与抑郁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此外它还可能是大学生压力与睡眠质量间的调节变量[25、26]。
孙晓军等人的研究表明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与病理性网络使用显著负相关，个体对时间的重视程度越高，对时间管理行为能力的信心越强，时间监控活动做得越好就越不容易沉溺于网络[27]。同样，刘惠星[28]、杨芙蓉[29]的分别研究也显示出相同的结果。即：大学生网络成瘾行为与其时间管理倾向总分及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感和时间效能感呈显著的负相关，时间管理能力越强的大学生，网络成瘾的概率越小。
三、手机依赖与时间管理倾向的相关研究
吴玉和杜春香的研究结果显示手机成瘾倾向与时间管理倾向呈显著负相关，且时间监控观可预测手机成瘾倾向[30]。除此之外，关于手机依赖与时间管理倾向之间的相关研究就比较少了。相比于前者，前人对于网络依赖与时间管理倾向之间的相关研究较多，结果大多呈现出网络依赖与时间管理的负相关。而且有研究显示网络依赖与手机依赖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黄海等人经相关及多重均数比较发现，网络依赖或手机依赖个体的心理健康表现有较高相似性，它们既有相同心理健康表现，又共享某些心理健康影响因素[31]。可能是近几年手机智能化的高度发展，手机已经具备了更多高科技的功能，且大有替代电脑之势，所以更多人将依赖的媒介转向手机。虽然手机智能化来临的比电脑晚，但由于手机具备小巧便携这一特点，使得手机依赖的发生率（10%-34%）远高于网络依赖的发生率（4%-13%）[31]。这一现象值得引起重视，因此基于前人对网络依赖与时间管理倾向之间关系的研究，笔者将探索手机依赖与时间管理倾向之间的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