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06-06 编辑老师：佚名
本文根据媒介传播的溢散效果理论，来研究“新意见领袖”在网络民族主义的正负效能。溢散效果理论认为，“议题的生命周期分为潜伏期与预备期、上升期、高峰期与衰退期”②。而网络民族主义议题具有相似的特性，“新意见领袖”对民族主义舆情的产生、发酵、爆发、沉淀也有不可或缺的必要性和重要效能。
（一） “新意见领袖”对网络民族主义传播的正效能
“新意见领袖”在乐天事件舆情传播中具备以下几方面的正效能。
第一，“新意见领袖”为网络民族主义的传播提供必要信息，设置相关议程。近年网上关于民族主义的信息庞杂繁复，由于受众注意力、精力的限制，无法通过自身进行信息的筛选和甄别，因此需要借助平台、终端等信息中介式的传播主体来了解信息和解读观点。意见领袖凭借自身的信息优势、技术优势，主动提供给信息，创造议程，引导网民的话语走向和舆论走向。如在“乐天事件”中，微信公众平台“今语其质”作为个人非认证平台，通过舆情产生前期的信息整合，梳理发布“乐天事件”的相关信息：“萨德的定义，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的原因，抵制乐天的原因，乐天在中国的门店和品牌，抵制乐天对韩国旅游业的影响”等，为网民了解乐天事件的发端提供通俗易懂的信息，便于受众采取自主观
点。此外，@新华社、@财经网、@中国青年网、@法制网、@环球时报 等多个媒体账号发文，表示“乐天为虎作伥，中国不欢迎这样的‘乐天’”，尤其是新华社评论“乐天能够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同韩国军方换地，中国消费者也完全可以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对这样的企业、这样的产品说不”引发巨大的舆论漩涡，将受众的讨论议题提升到国家、国际关系的层面，促成了网络民族主义舆情的产生。
第二，“新意见领袖”强化网络民族主义的舆情扩散。微博大 V、公众号自媒体等通过不断的转发、评论、点赞等功能加速事件的传播速度，不断跟进最新消息实时动态发布扩大传播范围。另外，“新意见领袖”运用组织管理优势，保持群体成员讨论的活跃度和
①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444-445 页。
②尹明，《网络舆论与社会舆论的互动形式》，《青年记者》，2009（01）中，68 页。
扩散度，使事件一直处于舆论的中心。比如在新浪微博中，微博大 V@西安资讯平台设置乐天事件的热门话题，在话题板块下更新“乐天事件”的最新消息，引起众多网友评论，有效扩散舆情。微信公众平台“今语其质”及众多微信自媒体的信息整合与解读，也在朋友圈实现了病毒式扩散传播。在两微一端以及新型直播平台的新媒体扩散条件下，意见领袖搭载技术的顺风车实现了舆情发酵的高强度效能。
第三，“新意见领袖”引导网络民族主义的舆情走向。“新意见领袖”因其信息优势和较为专业的思考、逻辑能力，在“乐天事件”的舆论发展中成为风向标，众多知名自媒体发表相关评论、总结等提出自身观点，并且转发他人信息跟进专业评价，在舆论的病毒式扩散上影响到越来越多的受众，从而引导了网络民族主义的舆情走向。“乐天事件”舆情爆发初期，知乎@小约翰和微博@烧烤达人阿宝两名意见领袖公开发布对乐天集团“卖地行为”的支持或反抗意见，在群体效应和两级流动传播的效用下，舆论不断跟风，其他
意见被沉默的螺旋所裹挟向前，形成冲突性的舆论局面。舆情沉淀期，微博大 V@共青团中央对乐天事件的评论，使各地兴起的抗议行为得到了一种理性评价和引导。这说明，“新意见领袖”的意见表达、行为评价对网络民族主义的舆情走向、舆论反思等具有突出的强效能。
（二） “新意见领袖”对网络民族主义传播的负效能
首先，“新意见领袖”有虚假信息传播的可能，造成谣言生成与认知误导。“新意见领袖”依托信息优势、技术优势和组织管理优势来发挥对他人的影响力，但同时“新意见领袖”在互联网匿名化、低门槛、弱盈利性的条件下，容易受到资本、权力集团的制约，忽视专业主义原则而沦为阶层利益工具。网络民族主义思潮中部分微博大 V 片面攻击党和政府，一味宣扬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给和谐的网络环境带来恶劣影响。如在“乐天事件”中，网友“兰心阁”在“凯迪社区”论坛发布一条标为原创的帖子《乐天集团会长：中国人市侩，我们降价他们就买》。帖子的消息源为韩国《环球新闻眼》，但经过查询，并未
找到该媒体。随后，经过意见领袖@作家唐文立的转发，迅速炒起热度，翻阅此博主的微博，发现充斥着查无根据、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字眼等。在中韩关系遇冷，乐天遭国人抵制的背景下，“中国人”、“市侩”、“无骨气无血性”等字眼挑拨国民情绪，引发大量转发，进一步激化了国人对乐天对韩国的抵制心理和线下过激行为。在“乐天会长对中国人言论”的舆情发酵阶段，@作家唐文立的转发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中介因素，而其转发行为并不是基于事实查证、信息筛选、行为引导，而是为了背后利益关系片面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激发民粹主义行为。而后经过@Just 吐槽小号等博主和官媒的澄清扩散，谣言才得以被民众所识破。
第二，“新意见领袖”也可能受到网络谣言的蛊惑与煽动。“乐天事件”中，对韩国政府、乐天集团的传闻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也经由了众多网络大 V 的转发评论，进一步提高了谣言的迷惑性，给受众造成认知的误导。进一步看，将为网络民族主义的合理引导发挥带来困难，甚至导致舆论场的撕裂，激发社会矛盾，损害国家形象。如在“乐天事件”中的@南通老狼，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发布貌似“南通乐天玛特超市遭万人横幅抵制”的图片报道，并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各地区都爆发了类似行动，而后经过核实查证为假新闻，南通当地并未有人组织过此行为。除了上述几大假新闻，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中，还有诸多与之相关的消息在流传：如“韩称部署萨德中国游客有增无减”、“中国海外游客第一来源是韩国人”、“韩国抗议中国的游行由中国人发起”等，由于别有用心或是被谣言蛊惑，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新意见领袖”能够随时随地、匿名的发布此类新闻，激发过度的民族主义情绪，破坏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