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12-14 编辑老师：佚名
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处于资本主义第二个黄金时代，战后的国内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的情绪，人们开始享受一个完整和平的年代。知识分子开始宣扬一种“意识形态终结”论[注释：
C. Wright Mills, “Letter to the New Left”, New Left Review, No.5, September-October, 1960, https://www.marxists.org/subject/humanism/mills-c-wright/letter-new-left.htm，检索时间，2015年1月16日]，认为在西方已经没有真正严重的问题，“混合经济加福利国家加繁荣”[ C. Wright Mills, “Letter to the New Left”, New Left Review, No.5, September-October, 1960, https://www.marxists.org/subject/humanism/mills-c-wright/letter-new-left.htm，检索时间，2015年1月16日]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只要遵循这样的公式，美国的资本主义就会一直保持生机，国家福利也会持续发展直至达到社会公平。在米尔斯看来，这种乐观情绪不过是一小撮西方知识分子的自我满足，反映出他们在政治上的无力与冷漠[ C. Wright Mills, “Letter to the New Left”, New Left Review, No.5, September-October, 1960,
https://www.marxists.org/subject/humanism/mills-c-wright/letter-new-left.htm，检索时间，2015年1月16日]。米尔斯通过对劳工领袖、白领和权力精英三个阶层的权力现状进行分析，指出19世纪那种建立在独立的小企业主基础上的美国民主已经成为过去，现今的美国正处在一种中下层无权，上层权力集中的民主缺失状态。米尔斯对美国社会的激烈批判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仅推动了美国社会学批判性研究的发展，也为随后兴起的新左派运动提供了理论先导。
国外对米尔斯的研究主要可分为“社会学的想象力”、社会政治学思想、“知识分子”思想三方面。国内对米尔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文本解读和“中产阶级”理论[ 李海霞：《C·赖特·米尔斯研究评述》，《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1期，第78—81页。]。本文拟从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和影响三方面对米尔斯的社会政治思想进行梳理，说明米尔斯思想的来源和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而探讨其思想中可供当代中国借鉴的部分。
一、米尔斯的社会政治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相较于同时代的社会学家，米尔斯强调对社会结构的研究必须与历史相结合。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韦伯研究方法的影响，韦伯强调比较研究不仅要对同时期不同社会结构进行比较，还要将所研究的社会结构与它不同历史时期的状况进行比较。米尔斯的著作遵循着这一研究方法，将20世纪中期的美国社会与19世纪的状况进行对比，进而分析美国社会权力变化情况。因此要理解20世纪中期的美国社会和米尔斯的观点，就必须先了解此前的美国社会及其变化。
（一）20世纪前半叶美国政治格局的变化
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首先开启了行政机构权力强化的局面。20世纪初美国的两位进步主义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留下了重要的政治遗产，即为加强总统和联邦政府行政部门权力所作的努力。他们重塑了总统的权威，使行政机构实现了现代化，另外还建立了聚集了一大批专家的各种机构、委员会。进步主义者寄希望于这些机构，希望可以由此推进民主进程，实际上却加强了由专家组成的政府和官僚机构的权力，开启了联邦官僚机构建立的进程。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全国经济联系的建立，美国的政治也日益商业化。总统柯立芝曾将美国的商业理念表述得淋漓尽致：“美国人的事业就是做生意，建造工厂的人实际上建立了一座教堂，工作在那里的人实际在那里做礼拜。[ [美] 加里·纳什， 刘德斌 等译，《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66页。]”罗斯福的新政加强了政府权力尤其是行政部门的权力，开创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先例，使得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巩固。
两次世界大战也推进了美国联邦政府权力的日益加强。战争以及战争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在诸多方面都要求赋予联邦政府更大的权力，同时战争也促使美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联合，战争中联邦政府庞大的开支，为那些从事军需品生产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逐步产生了后来所谓的“军工复合体”。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经过战争的洗礼与政治的变革，成为了一个更加现代化的国家，联邦政府掌握了更大的权力。
在各种从未有过的机遇和挑战中，美国一步步成为了世界大国。在战后初期，美国的繁荣掩盖了各种不公与矛盾，人们将美国的成就和地位归功于秩序的胜利，知识分子致力于为现行制度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功能主义在此时兴起，成为战后美国社会学最重要的流派。功能主义有一定的保守倾向，其重要命题之一是认为“系统内任何部分所发生的变化将会导致一定程度的不平衡，进而导致其他部分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最终导致整个系统发生一定程度的重组，总会存在类似的重组和趋势使社会系统重新恢复平衡状态。”[ [美]鲁思·华莱士 [英]艾莉森·沃尔夫 刘少杰 等译，《当代社会学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页。]功能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对价值观的强调。在功能主义盛行的同时，作为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反思和对立物，社会冲突理论也逐渐兴起，与功能主义强调社会团结和社会成员的共享价值观不同，冲突论理论家强调的是社会分裂以及由于人们所追求的物质利益的不同而引起的斗争[ [美]鲁思·华莱士 [英]艾莉森·沃尔夫 刘少杰 等译，《当代社会学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页。]。这一理论在60年代发展到鼎盛，反映出此时美国社会冲突的加剧。
在此之间的40、50年代是米尔斯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此时却是左翼运动衰落，而“新左派”运动又尚未成型的阶段。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米尔斯的思想与其说是受左翼运动的影响，不如说是受其缺席的影响。他丧失了对美国左翼运动的信心，同时又看不到新的寄托，这使他看起来总是显得愤愤不平。然而这种失望和随之而来的警示却正是米尔斯的价值所在，他的朋友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曾说道：“我发现当你悲观绝望时，你的观点是最有说服力的。那听起来更像你自己，也更接近现实。[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7.]”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米尔斯敏锐地察觉到了20世纪的美国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带来的问题，并进行了针对性的分析和批判，成为美国社会学研究方向转变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
（二）米尔斯的个人生活经历
米尔斯1916年出生于德克萨斯州韦科，他的父亲是一名保险推销员，也就是米尔斯所说的新式中产阶级的一员。他的母亲是一名天主教徒，遵从母亲的愿望，米尔斯也受洗成为了天主教徒。但少年时期的米尔斯就与教会决裂，坚持进入公立学校读书。在父亲的坚持下，米尔斯最初进入德克萨斯农业技术学院就读，这是一所军事化学校，对倾向于智识的米尔斯来说那里的环境格外令人厌恶。在与室友合写的给学校报纸的两封信中，米尔斯批判了学校对新生欺侮的文化。他声称“爱国精神的最高形式就是批判主义[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17.]”。值得注意的是，米尔斯用利用课外作业中的社会学内容进行了这一批判：“如果这种（高学年的学生用命令使低学年学生为他们完成杂务和差事）就是领导地位，那么就是我的社会学教材大错特错了——因为这种统治不过是建立在暴力之上，而任何一种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统治都是错误的。[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17.]”
在这个学校度过了第一学年之后，米尔斯的思想已经初具雏形：信奉理性和科学，对传统等级制度极度厌恶，以及对社会学学习的愿望。不过随后在德克萨斯大学的学习对米尔斯思想的形塑有更大的作用。在这里他接触到芝加哥学派实用主义、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制度学派等各种学术流派，其中的芝加哥学派实用主义对米尔斯的影响尤为重要。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米尔斯一直认为人文科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反对将社会学看做是一种与社会调查截然分开的专业化学科。在1938年底米尔斯说：“我的思想启蒙之父是实用主义，当我意识到时我已身处其中。[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17.]”
在德克萨斯大学学习期间米尔斯建立起了一种历史的和宏观的社会学方法论，这将他与战后的大多数致力于对社会进行精密分析的人文科学学者区别开来。不同于以乔治·伦德伯格为代表的一些社会学家主张依照自然科学建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米尔斯认为没有哪种研究方法是普适的，人类也不会像其他自然客体那样行动。社会学家的研究应该针对社会实体，社会学理论应该来自于具体的实践，“真正适用于社会实体的社会学方法规范来自于社会调查”[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28.]。米尔斯也不赞同学科间明确的界限划分，而一直致力于跨学科的研究。不过此时的米尔斯与同时代的大多社会学家一样，都认为规范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是首要的，米尔斯对实用主义的兴趣主要在于用它来修正“社会学混乱的方法论”[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18]。
19世纪末，社会学在美国成为正式学科，实用主义哲学在这一研究领域的运用促进了美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尽管如此，美国的社会学仍处于方法论的混乱之中。在1938年帕森斯写道：“我们都深有同感，必须先解决眼前混乱的局面，否则将寸步难行。[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26.]”然而这种研究方法混乱的状况却恰恰吸引了米尔斯。1939年米尔斯同时获得了社会学学士学位和哲学硕士学位，同年他拒绝了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的邀请，进入威斯康星大学学习社会学。威斯康星大学的奖学金虽然也影响着米尔斯的考量，但对于年轻有抱负的米尔斯来说此时的社会学无疑有着更大的吸引力。相对于已经发展得高度规范、专业化的哲学，此时缺乏理论规范的社会学仍是一门相对更为开放的学科。米尔斯第一篇正式发表的文章就被美国高级期刊wWw.eeelw.com《美国社会文化》采用，显示出米尔斯的才能在社会学领域的广阔前景。
米尔斯以方法论研究为敲门砖进入了社会学领域，进入威斯康星大学之后却逐渐远离了方法论的研究，他将学生时代显示出的非凡志向日渐转移到了政治问题研究上。早年米尔斯并不关注政治，而是醉心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他将学生时代的自己描述为“没有人情味的自我主义者[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14.]”，他将“没有人情味”解释为社会学所需的客观冷静。在1936年给他父母的信中，米尔斯提到了德克萨斯大学的政治动乱，表示他无意参加，不过是将此时的校园看做是“社会学家的实验室”而着迷[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16.]。但是在威斯康星大学期间，米尔斯结识了汉斯·葛斯，这对米尔斯的研究兴趣转变有着重要的影响。后者是法兰克福学派曼海姆的学生，并将韦伯的思想介绍给米尔斯，他们合著了马克思·韦伯文选。在此影响下米尔斯对研究宏观的社会结构兴趣渐浓。到了40年代早期米尔斯开始关注权力和社会结构的问题，并认为这些问题亟待解决。二战的爆发给了米尔斯很大的震动，米尔斯后来回忆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我对政治兴趣大增，对它的思考成就了一个激进的我。[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46.]”
1941年米尔斯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后在马里兰大学任教，直到1945年。在此期间他经常到纽约去，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很多左翼运动家。与此同时他的写作风格也发生了转变。米尔斯早期的作品大多是发表在专业期刊上艰涩又抽象的社会学专业论文，从1942年起，米尔斯开始向左翼知识分子杂志大量投稿，并努力使自己的写作风格更为通俗易懂。在转变研究方向的同时，米尔斯也努力改变自己的读者群。这使他逐渐脱离了学院式社会学家的形象，变得为人熟知。他的大学同事认为这是哗众取宠，称他为学术暴发户，米尔斯则指责他的同事对现实的漠不关心。自1946年起，米尔斯开始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直至1962年病逝。米尔斯的重要著作都完成于这一时期，包括《新权贵：劳工领袖》（1948年）、《白领——美国中产阶级》（1951年）、《权力精英》（1956年）、《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年）等。后期米尔斯的学术倾向更为激进，关心世界革命形势和青年学生运动，倾心于小册子的写作，如《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源》（1958年）、《听哪，洋基!》（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