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09-01 编辑老师：佚名
论文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存货是企业流动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流动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40%一60%之间，其价值是否对企业期末拥有价值的真实性具有重要而直接的影响。它将企业命运与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它企业可以直接感受到市场的风云变幻，及时调整经营战略；存货的多少也意味着资金占压量的多寡，企业的存货是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流动资金运作的晴雨表，但也往往成为少数人用作调节利润，偷逃国家税费基金的调节器。而存货的这一切功能，都是通过选择不同的存货计价方法来实现的。
因此，对企业的期末存货价值进行计算，对企业的会计核算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目前，发出存货的计算方法却有很多，不同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对企业会计核算以及财务状况有着直接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不同的计价方法会导致不同的存货估值和企业报告利润，并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税收负担、经营业绩、现金流量等一系列方面。由此可见，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层面，任何企业都应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在法律规范准许的范围内选择最有利于企业经营的存货计价方法来进行会计核算。
存货的计价方法有很多种，常见的有：个别计价法、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平均法、后进先出法、计划成本法、售价法等。而在最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中取消了后进先出法，是存货计价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本文试图从我国上市公司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着手，分行业进行存货计价方法选择的统计，通过数据比较，提出影响存货计价方法选择的潜在因素，分析新准则的变革对企业产生的影响，对各个企业在放弃后进先出法后，存货计价方法的再次选择提出建议，各企业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全面考虑后作出选择。对于计划成本法这种适合制造企业的方法予以推荐。本文的目的是为新准则下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提出合理的建议。
注：可用A4纸加附页
学术回顾：
在上世纪70、80年代对于存货计价的研究中，对于先进先出法和后进先出法的比较时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而其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变更为先进先出法或者后进先出法所产生的效应，用以区分机械性假说和无效性假说，其结论是混合性的，相互之间并不一致，而该类研究得到的证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Biddle和Iindahl 在改用LIFO所产生的非正常收益率进一步分析时发现，非正常收益率与税金节约额和虚拟的盈利变化额均为正相关。Abde1kha1ik（1985）从契约成本的角度研究存货计价方法的转变对公司管理人员报酬的影响,以此解释在高通货膨胀时期,FIFO与LIFO仍然并存的现象。他的研究证明，改用LIFO没有对根据盈利计算报酬的管理人员采用不利的影响；（2）坚持采用FIFO，并由管理人员控制的企业，其管理人员采用盈利计算业绩报酬方案的比例要高于其他类型的公司。公司股票β系数的变化，Ball(1972)和Sunder(1973，1975)的证据表明企业转而采用LIFO会提高公司的β系数，增大风险，Lys(1982)简介证明了采用LIFO会提高β系数，但是Biddle和Iindahl(1982)却找到了LIFO会降低β的证据，可见存货计价方法的变更对与β系数的影响只是一个经验问题；第二类研究考察企业为什么在一个时段内坚持选用某一种方法，而不究这些会计方法之间的转换所产生的效应。简言之，这类研究面向企业而不面向市场，多使用核心概念就是企业各个利益团体之间的契约成本。Hagerman&Zmijewski(1979)首次研究了FIFO与LIFO之间的选择，并以此验证了管理人员薪酬计划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政治成本用规模和集中度来表示。Hunt(1985)研究了1974、1975年度选择FIFO与不选择FIFO的公司之间的差异,他按规模和行业配对抽样,排除规模和行业的影响,作者的证据并不支持薪酬计划假设,但是支持股东与债权人间代理成本的假设,而且这两类企业受管理人员控制呈显著差异。
Lee(1985)按必须至少连续七年采用FIFO或者LIFO的标准选取样本,规模和行业直接用作解释变量,并将规模和行业视为表示企业生产与投资机会的变量,作者的证据支持效率假设,即管理人员选择会计政策是为了股东财富最大化,而不支持政治成本假设和股东与债权人之间代理成本假设,作者没有检验薪酬计划假设,本文的讨论也将主要遵循第二类研究的思路。
相对于国外研究,国内学者对于存货计价的研究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比较多,而采用的实证分析方法比较少,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闽庆全和刘云中讨论了1998年我国上市公司对先进先出法和后进先出法的选择,检验了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长期负债比率、利息保障倍数、β系数、资本密集度等指标的显著性，从而部分验证了会计政策选择的规模假设、代理成本假设和效率假设；赵富平(2004)以我国上市公司1998-2002年年报财务数据对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进行实证研究，得出规模小的企业选择新进先出法的动机比较强，而企业的生产投资机会、长期负债等因素对存货计价有显著的影响；王金平(2005)在其《上市公司存货计价会计政策问题研究》一文中抽取了38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上市公司存货计价方法进行了实证统计和分析,并对上市公司采用的存货计价的方法作出了论述。
新会计准则取消了后进先出法之后,企业利用发出存货计价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大大缩小,而学者们对于后进先出法与先进先出法的研究也显得失去了意义。而与此同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成为了“盈余管理”界的新星，此期间的文献研究重点放在了准则转回前后上市公司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行为以及新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表现上。任凌玉(2006)将一年度亏损上市公司和盈利上市公司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亏损公司在亏损当年提取较高的资产减值准备，若果第二年公司扭亏，那么其亏损当年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数额显著大于其扭亏年度的计提数额，同时扭亏公司在扭亏年度会大量转回资产减值准备。开金梁(2007)对制造业上市公司一年的资产减值准备动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实施八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有助于改善上市公司报表中资产的质量，压缩了会计报表的水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在选择资产减值政策时有利润平滑因素的存在，同时也受到证券市场监管政策如配股动机、避免退市等的影响对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来说，资产负债率越高，其资产减值率越小。
研究表明新准则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有一定的遏制作用，如王丽(2008)对连续盈利的上市公司一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进行研究发现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缩小了我国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政策调节和控制盈余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企业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的行为。但是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依然存在，如逍遥(2007)以沪市股公司为研究样本，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转回的会计政策的选择行为。作者发现，近年来上市公司主要用来转回的项目是坏账准备和存货，另外，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的资产获利状况以及公司的治理结构也会显著影响公司的资产减值的转回。李扬(2008)对微利上市公司的研究中发现微利公司理论上虽然基于提升业绩的动机会减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比例，但其采用转回减值准备的方法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并不显著。此外公司所属的行业的盈利能力对其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转回的行为影响不显著。
注：可用A4纸加附页
框架结构：
一、引言
二、目前存货计价会计准则
（一）个别计价法
（二）先进先出法
（三）加权平均法
（四）移动加权平均法
三、存货计价会计准则的改革
（一）已被取消的后进先出法
（二）存货计价准则改革的意义
四、期末存货计量会计政策选择对企业的影响
（一）对企业财务比率的分析比较
（二）对当期应纳税额的影响
（三）对企业税收筹划的影响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主要观点：
存货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的流动资产,是企业生产经营的重心；存货项目种类繁多且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导致存货计价的方法涉及许多复杂事项，也使得利用存货计价会计政策的选择调解会计利润成为许多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有效手段。wWW.Eeelw.com2006年我国颁布的新会计准则中，取消了后进先出法，压缩了企业利用存货计价会计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与此同时也使得在此之前盛行的FIFO与LIFO选择研究告一段落。通过对于2007-2009年沪市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取消后进先出法之后，企业对于存货计价方法选择以及不同的存货计价方法对会计问题的影响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本文通过描述性分析发现加权平均法在后进先出法被取消之后，被加以使用的情况大大增加。加权平均法一家独大的局面也反映出在利用存货计价进行盈余管理的作用被大大弱化之后，我国企业利用发出存货计价方法进行科学管理存货的意识并没有改善，而更加看重加权平均法相对于其他几种方法核算简单的优点。
在验证了新会计准则颁布后我国上市公司对于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情况之后，本文实证分析了度有关于存货计价的盈余管理情况：发现我国企业利用发出存货计价方法进行利润调节的空间被压缩之后，通过计提期末资产减值准备调节利润水平已经成为新的盈余管理重要手段；同时发现经济效益差的企业相比经济效益稳定的企业进行存货计价盈余管理的动机更为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