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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咏花诗概述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唐诗宋词元曲”这个说法，可见唐代文化以诗歌而闻名。而唐代在经过动荡的四百多年后，社会经济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同时唐代文化也日益繁荣，越来越多的题材在诗歌中被反映出来，许多描绘自然、歌颂自然的诗歌也因此被创作出来。唐人尊牡丹为国花，许多诗人都喜爱这种妩媚高贵的花卉，因而在诗歌题材日益丰富的时期，歌咏牡丹花的诗歌也逐渐变多，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唐代咏花诗的发展。
唐代历来有着以诗赋取士的悠久传统，文人大多自小学诗、写诗，因而唐代文坛便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诗人，这也是唐代咏花诗盛行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悠久的诗歌文化直接影响了后人的诗歌创作。《诗经》中就有一些以花草来比兴寄托的名篇，如“葛生蒙楚，蔹蔓于野”[1]中的葛藤，就是诗人亡妻的化身。葛藤必须依靠其他植物才能生长，就像古代女子依附丈夫一样。因此诗人借这种植物把对亡妻的深切思念以及内心的哀思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失为后世悼亡诗的典范。又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1]11（《国风·周南·桃夭》）。朱熹《诗集传》云：“然则桃之有华，正婚姻之时也。”[2]可见古人婚嫁总是会选择在桃花盛开的春天，诗人便以灼灼怒放的桃花象征新嫁娘的娇艳美丽，并预祝新嫁娘今后的婚姻生活美满幸福。
虽然只涉及片段的花草吟咏，但仍对后人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六朝时代，咏花诗便开始出现，加上当时的名家庾信、何逊等人的发扬光大，咏花诗慢慢站稳了文学界。到了唐代，咏花诗的创作逐渐达到了巅峰，因而出现了数以千计、流传千古的佳作名篇。
《唐诗分类大辞典》中的“花部”就记载了唐代众多诗人的咏花诗，共计835首，分别出自103位诗人笔下，例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从数量上看，以白居易最为出众，他的咏花诗被记载于其中的就有87首。
另外，在白居易之前，咏花诗的题材有限，数量也不多，人们歌咏的花卉种类局限性很大。但在白居易咏花诗出现后，咏花诗创作的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开始歌咏梨花、杏花、李花、桃花等一些在世人眼中平凡无比的花卉，也正是因为白居易的咏花诗，这些花卉才得到了众多诗人的青睐，例如：“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3]（王安石《梅花》），又如“故园今日海棠开，梦入江西锦绣堆”[4]。（杨万里《春晴怀故园海棠》）
1.2白居易咏花诗的研究现状
白居易的咏花诗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因而文学界中也有着许多不同的见解与观点。白居易爱花成痴，长久以来他的花木情结也一直是诸多学者的研究切入点。俞香顺教授在其论文《白居易花木审美的贡献与意义》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白居易的花木审美发展了传统的‘比德’方式，影响了周敦颐的‘中通外直’之说；重视‘美刺兴比’，寄寓政治批评、民本情怀；在花木审美中融入了人生感慨、友朋酬和。”[5]另外，陈清云在其论文《略论白居易咏花诗》中指出：“白居易咏花诗大部分表达惜花之情。落花促使白居易对命运、生命、人生终极意义等问题进行探求。儒佛道互补的思想,使他走向对个体生命意识的超越。”[6]
同时，许多学者也就白居易咏花诗的题材进行了研究，白居易极大地拓展了审美范围，如范爱荣讲师在其论文《古典诗歌中的桃花诗》中就以白居易的《下邽庄南桃花》为例，继而写道“当诗人将桃花与身世联系起来,‘借彼物理,抒我心胸’时,就赋于了桃花追求世俗荣利的内涵,从而开拓和深化了桃花这一特定的花卉的审美内蕴。”[7]而胡中柱教授在其论文《咏花诗词与中国文化》中提到了牡丹花，他写道：“唐代盛牡丹, 所谓‘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玩若狂，花价昂贵，‘一丛深色花, 十户中人赋’已形成了社会问题。白居易所以塑造了一个‘偶来买花处’的田舍翁形象，来抨击这种‘灼灼百朵红, 笺笺五束素’的挥金如土的作派。”[8]
白居易遗留下来的咏花诗共计116首，其中直接咏花的共88首，具体指向杜鹃花、牡丹花、莲花、菊花、桃花等28种花卉。从数量上来看，吟咏牡丹花的诗歌最多，有11首，其次就是吟咏杜鹃花、莲花的诗歌，各有9首。由此可见，在诗人心中，牡丹花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十分喜爱杜鹃花与莲花，更是从侧面烘托出了诗人爱花成痴的性格。在白居易的咏花诗中，有一部分诗歌创作于诗人的贬谪期，例如5首写自江州， 3首写自忠州。诗人遭政敌陷害贬谪江州，从此开启了人生的另一个新阶段，也正是因此，平时公务清闲，才能到处赏花咏花，因而流传下来了大量的咏花诗歌。
白居易咏花诗的影响
白居易是闻名中外的伟大诗人，他的诗歌对后世文学家产生了极其深厚的影响，如苏轼，这位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不仅堪称全才，更是继“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之后文学界又一颗璀璨的新星，而他的成长却离不开白居易的诗歌。可以说，白居易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苏轼。
苏轼十分敬仰白居易，在思想上也与其非常相似。他学习白居易，在逆境中把“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苏轼乐天豁达的性格与幽默风趣的风格。白诗是苏轼学习的主要对象之一，白居易有诗云“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杭州春望》）[9]1551，而苏轼的《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中又有一句“春入西湖到处花，裙腰芳草抱山斜”[11]，这里就是借用了“裙腰”一词，连“西湖”一词也与白居易诗歌题中的“杭州”遥相呼应。
除此之外，苏轼号东坡居士，也与白居易有一定的关系。白居易在元和十五年曾作了《东坡种花》、《别东坡花树》等几篇咏花诗，描绘了诗人在谪居时期赏花、种花的闲适生活。因而苏轼自号东坡，也正是希望自己在困境中也能如白居易一般保持悠然宁静的心境。这正是白居易咏花诗的精髓所在，更是影响了后世许多文人的诗词创作。
另外，白居易有《惜牡丹花》二首，其中写道：“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9]1008，“把火看”则是诗人独特新颖的写法，也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创作参照。如李商隐“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12]（《花下醉》）就是借鉴了这种创新思维，不仅如此，就连苏轼的名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12]268（《海棠》）也是沿用了这种新颖的写法，并赋予海棠以生命，更富情趣与意境。
同时，白居易不仅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中华文人，他的声名更是远渡重洋，来到了日本，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日本文人心中，白居易绝对是中华文化的重中之重，甚至超越了中华文学史上公认的李白、杜甫的地位。而且，白居易后期创作更倾向于闲适诗歌，整日赏花、种花，过着闲适舒心的生活。也正是这类诗歌给当时的日本人极大的希望，安慰了当时处于平安时代的文人，他们欣赏白诗的闲适与趣味，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裹足不前的日本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