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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期,是清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考据学占据学术的主导地位,这时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考据学者。他们治学以考证训诂为主,学风严谨而又朴实,但是随着经学考证的范围的扩大,史学领域被波及,开始出现了从事考据的史学家,而钱大昭就是其中一员。钱大昭,江苏嘉定(今上海)人,初字宏士,因其“惧其近于夸也”,后改字晦之,号竹庐。钱大昭出生于书香门第,受浓厚的家学思想熏陶,攻心于学术,多方面均有涉猎,除了经史外,金石、小学、目录学等领域也皆有造诣。钱大昭学问渊博,不仅是一个经学大师,也是一名优秀的历史考据学者,在文献学的众多学科中,其成就和影响最大的还属考史领域。钱大昭治学广博,孜孜不倦,著作繁多,颇有建树。但因其不曾入朝为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导致其著述受人关注度较小,且又生性淡泊,不追逐名利,久居乡里,他的著作在当时也并未流传开来,著作传本较少,后学者研究他的寥寥,他对学术尤其是史学领域的贡献没有得到恰当的研究和定位。下面我就将钱大昭的史学贡献作以归纳,笔者浅陋,并求教以方家。
一、钱大昭所处时代及学术简介
钱大昭所处时代为乾嘉盛世。这时的清王朝已建立将近一百年,通过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完成了大一统的政局,政治相对稳定,经济较为繁荣。在思想文化方面,明亡后,宋明理学也随之走向末路,经世致用思想开始在学术界萌芽发展。但是,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为招揽知识分子大力推行恩威并施的政策。一方面“崇儒重道”,极力招纳降臣,重开科举,文人讲学著述拥有较宽松的环境;另一方面,为了消除文人志士的反清心理从而加强了思想领域的控制,文化高压政策顺势而生,严酷的文字狱以及禁书令、烧书毁书等使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不敢触及文网,学者们只能从事与现实无关的考据学。到了乾嘉时期,考据学蔚为大观,以实事求是为宗旨,强调学术上的务实精神,讲究言必有据,重视实证,这种学术发展环境对钱大昭的严谨求实的治学风格有着必然的影响。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便高高在上,一直占据主流地位,为了维护其统治,历代统治者推行崇儒尊经的政策,科举取士也以经义为试题,使得经学地位至高无上,到了明清,虽然有学者提出“五经皆史”的观点,但并未受到重视。因史学与现实的紧密特性,在乾嘉时期更被视为敏感易生事非的领域,乾嘉学派的史学代表人物钱大昕曾感叹道“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经尊史卑的的学术风气盛行。学者们同样深陷经精史粗的思想之中,大都对史学持轻视态度,治经而陋史,荣史的思想因此并没有在乾嘉学者中得以很好的继承和发展。钱大昭承其家学,小学作为钱大昭的启蒙之学奠定了其扎实的治学基础,开启了研究经学之大门,清史稿称其“其说经及小学之书,能直入汉儒阃奥。”www.eeELw.com[ 赵尔巽:《钱大昭传》,见《清史稿》卷 481,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2235 页。]可见其在经学方面成就也颇多,主要经学著作有《说文统释》、《广韵疏义》、《尔雅释文补》,代表作《说文统释》六十卷,其例十:“一曰疏证以佐古义,二曰音切以复古音,三曰考异以复古本,四曰辨俗以正譌字,五曰通义以明互借,六曰从母以明孳乳,七曰别体以广异义,八曰正譌以订刊误,九曰崇古以知古字,十曰补字以免漏略。”[ 钱大昭:《说文统释自序》,见《四库未收书辑刊》(八辑·三册)本,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6 页。]在治经方法上有自己的创见,着眼于文字的疏证,以明了古字的音、形、义为目的,研究成果突出。修正了许多前人之错误,提高了古文字的学术水平,使得“浅近之言”走入了小学研究的大堂。虽然经学地位高高在上,经学的研究却也与史学休戚相关,两者长期共存却也互相影响,在考据经学过程中需要涉及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包括史学等,许多治经的理论原则等开始被运用到治史中,加上乾隆皇帝对史学比较关注,下令官修史书,多种因素影响下,钱大昭也将治学领域涉入到史学方面,功底日益深厚,成就愈发突出。
当然钱大昭取得的史学成就离不开其自身的刻苦努力,钱大昭家学氛围浓厚,从小跟随祖父读书识字,稍长随其学习文字和训诂,受到严格的训练,且决定了其未来将文字训诂考证作为主攻。酷爱读书,为以后治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也得到了兄长钱大昕的不少指导,对于钱大昭来说,钱大昕不仅是兄长,更是良师。《清史稿》(钱大昭传)称其“事兄如严师,得其指授。”[ 赵尔巽:《钱大昭传》,见《清史稿》卷 481,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2235 页。],据钱东壁、钱东塾兄弟回忆:“叔父为大父母暮年得子,少府君十六岁,府君仰体大父母意,爱怜备至,稍长,诲以勤学端本,务为躬行实践。叔父奉府君如严师,凡读书行事,必承府君指示,始惬于心。”[ 钱东塾、钱东壁:《钱竹汀先生行述》,见《嘉定钱大昕全集》(第 1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乾隆二十八年(1763),钱大昭与父亲一道前往京城游历并与钱大昕相聚,“父子昆弟,聚首一堂,极家庭之乐。”[ 钱东塾、钱东壁:《钱竹汀先生行述》,见《嘉定钱大昕全集》(第 1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其由经入史也深受其兄钱大昕的影响,钱大昕持着以经统史、经史合一的观点,主张将史学提至与经学同等的位置,并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史学领域,使得社会学风也开始改变,无论讲学或游学都倡导经史并重,这种思想影响着当时许多学者,而受益最深的则是其指导下的钱大昭了 。1773年,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朝廷设立四库全书馆,召集全国著名文人学者来京编纂《四库全书》。参与著书被正式列名的学者高达三千多人,钱大昭也有幸参与其中,这一时期对钱大昭的学术生涯来说是尤为关键的,“壮岁游京师,尝校录四库全书,人间未见之秘,皆得纵观,由是学问益浩博。”[ 赵尔巽:《钱大昭传》,《清史稿》卷 481,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2235 页。 ]嘉庆三年(1798)至嘉庆四年(1799),钱大昭受邀进入谢启昆的幕府,成为了《小学考》、《经籍考》编纂的一员,深得谢赏识。在编纂过程中也与许多著名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优良的学术环境加之学者之间通过交流、互相借鉴学习,有力的提高了钱大昭的学术发展水平,对开拓其治学思想,完善其治史方法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