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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曾在《天一阁藏书记》中这样感叹到:“尝叹读书难, 藏书尤难, 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黄宗羲:《南雷文定》卷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36年,第19页]但是天一阁却将藏书保存的非常之好,这与天一阁所采取的严格的管理制度是分不开的。
首先,严密的防火措施。天一阁采取了严禁火种出现;利用风水理论;建造防火墙等措施。天一阁要求做到完全杜绝火源,因为藏书都是纸张,遇火将会一发不可收拾。虽然古代的藏书楼都注重防火,但是由于藏书楼本来就是木质结构的建筑,因而它不能够很好地防火,所以平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显得尤为重要。骆兆平在《天一阁丛谈》中记载到:“明代著名学者钱谦益的‘绛云楼’,藏书特富,其中有宋刻孤本,但是由于藏书楼内住着家属,小孩闹玩,油灯倒地,引起大火。绛云一炬,缥缃签题荡为灰烬,使后人感叹不已。”[ 骆兆平:《天一阁丛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3年,第31页]钱谦益的绛云楼由于遭遇火灾,藏书遭到巨大的损失,因此范钦非常注重防火,并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在不允许带火进入天一阁的同时,还用水来克制火。范钦为何要将他的藏书楼命名为天一阁呢?其实这与防火有着密切的关系。《易经》中有这样的记载:“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范钦不但依据古书上“天一生水”的说法,取“以水制火”的意思,移“天一”二字名阁,而且还取“地六成水”的意思,来进行书楼的布局设计。[ 骆兆平:《天一阁丛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3年,第31页]希望借此能够起到防火的作用。范钦在利用风水理论的同时,也积极在天一阁边上建造防火墙,使火种远离天一阁。
但是这些严密的防火措施并没有很好地被传承下去。建国前,范氏家族的后人因为社会地位的衰落以及经济的日益窘迫,防火力度开始减弱。1931年,郑振铎和赵万里拜访天一阁时,就曾看到天一阁楼下有人在烧火煮饭。这种情况直到1953年才有所改善,政府出资购入天一阁西面的房子,通过这种方法使灶间单列,这样就可以使火种远离天一阁,同时能够更好的管理用火。除了让火种远离天一阁以外,政府还在天一阁的屋顶上安装了避雷针;并且严禁在天一阁内安装电气设备;同时要求拜访天一阁的人都不允许吸烟,通过上述防火措施,使天一阁与火源隔离。同时政府也注意到了范钦“以水制火”的观念,在扩建整修的过程中贯彻了这种思想。不仅安装了自来水管及消防龙头,而且在东园的扩建工程中坚持以池水为中心。同时,天一阁现在能够健康的发展,还应该归功于天一阁的管理部门。是他们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及时的处理。
其次,得当的防潮措施。天一阁采取了经常性的开窗通风、放置干燥和防虫物品等保障措施,来保证图书的完好保存。由于天一阁地处江南地区,这里的气候会比较潮湿,因此天一阁还制定了晒书的规定。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就可以打开天一阁的窗户,让它进行自然的通风,这样做可以避免藏书因在太阳底下暴晒而导致藏书的纸张变色发脆的问题。在江南都有梅雨季节,在梅雨季节就将藏书封存在书库内,等到梅雨季节过后,再开窗通风将藏书风干,这样就可以避免藏书因受潮而发霉的问题。 天一阁保存的大量当代文献著作,由于天一阁的这种晒书制度不但字迹清晰,同时其装帧形式也得到了很好地保存。在重视防潮的时候,天一阁也不忘防虫。清代学者袁枚有诗云:“久闻天一阁藏书,英石芸草辟蠹鱼。”并注:“书中夹芸草,橱下放英石,云收阴湿物也。”芸草即芸香草,是古人通常采用的一种书籍防虫药物。现在仍用以制香精,并为中药。宋代科学史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古人藏书辟蠹用芸。”[ 骆兆平:《天一阁丛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3年,第36—37页 ]这一措施在之后的各个时期都得以继承。
防火防潮的到位除了以上这些措施得当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天一阁在建设起始,就注意到了要加强这一功能。天一阁藏书楼不单单美观,同时它还通风,具有防火防潮的功能。它这种独特的建筑特色,不仅被后人看成是典范,同时乾隆年间皇家修建藏书楼都从中吸取经验。骆兆平在他的《书城琐记》中就这样记述到:“自从乾隆皇帝(弘历)‘数典天一之阁’,建造收藏《四库全书》的七阁,天一阁便成了后世藏书楼的楷模。宫中的的文渊阁、圆明园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溯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综阁、杭州文澜阁,都是仿照天一阁样式建造的。同时,乾隆对七阁的命名,也取天一阁‘以水制火’之意,他说:‘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义,盖取范氏天一阁之为’。”[ 骆兆平:《书城琐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3—54页]
最后,严格的借阅制度。在范氏家族管理时期严格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范大冲体察父辈的心情,从此便“代不分书,书不出阁”。骆兆平在《天一阁丛谈》中对“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做出了如下的解释:“藏书归子孙共同所有,共同管理。子孙各房相约,凡阁门和书橱门的锁钥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开锁。事实上非各房齐集,锁就无法全开。这样就防止了子孙个人占有,避免书籍的分散。”[ 骆兆平:《天一阁丛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3年,第34页]天一阁建成之后,主要是采用封闭式的藏书方法,制度非常的严格。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也曾谈到天一阁“封闭甚严”。清乾隆年后,天一阁严格的管理制度才稍稍有所松懈,但也只有万斯同、全祖望、袁枚、钱大昕、阮元、薛福成等十余位著名学者才有幸先后登楼观书,其“束之高阁,秘不示人”的程度可见一斑。其实很多家族藏书楼都很难维持下来,因为藏书是一项既费钱又费力的事业,很多家族藏书楼没有得到很好地管理,日渐荒废;还有的藏书家后代因为家境的日益衰败,不得不将藏书楼中的藏书变卖,导致有一定规模的藏书楼很少。天一阁却与这些家族藏书楼不大相同,它的藏书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得到了很好地保存。为了使天一阁的藏书得到很好的保存,天一阁的钥匙由每房的子孙分别拿一把,只有所有的子孙都到了以后才能够打开。就像学者阮元在《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中记载的那样:“司马没后,封闭甚严,继乃子孙各房相约为例,凡阁橱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豁者,永摈逐不与祭。其例严密如此。”[ 骆兆平:《天一阁藏书史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1-42页]著名的天一阁订立严格禁约,不许外人借阅,甚至家中妇女也不允许登阁阅读。[ 来新夏:《书文化的传承》,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4页]清人谢堃在他的《春草堂集》中记载到:有一位叫绣芸的女子,渴望阅读天一阁的藏书,于是利用关系嫁到了范家。但是范家制定了“女不上楼”的家规,因此她郁郁寡欢,至死都没能踏进天一阁。自家的儿媳都不能进入,更别说是外人了,可见天一阁的管理制度是相当严格的。这种严格的管理制度使天一阁的藏书得到了完整、长久的保存,但是也是由于天一阁这种严格的制度,把人拒在了天一阁的门外,使天一阁藏书的利用率大大降低,故天一阁重在藏而不在用。
在范氏家族管理被接管后,虽开放馆藏,资料共享,但也相应制订了严格的借阅制度。公藏开放阶段,每年都会有络绎不绝的中外学者来拜访天一阁。但并不是谁都能进入天一阁的,造访的学者需要出具学术研究证明,才能够进入天一阁查阅资料。同时依照惯例天一阁内的藏书只供阅览,概不外借。